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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业“新常态”:低增速拉动高就业
2015-03-12 来源:  浏览: 1545次

 中国就业“新常态”:低增速拉动高就业 

  四川农民工陈鹏正月十五一返京,就接到了一家工地要他去上班的电话,他一听每天只有200元工资,马上就拒绝了。

  老陈的心理预期是每天240元,而且还要有加班时间。加班工资高,每六个小时就可以算作一个工作日。去年,老陈干的活几乎都是“8+2”,这样,一天工作10小时可以拿到320元。

  老陈2002年就来到了北京打工,但真正感觉赚到钱是2008年以后,尤其是最近两三年,他觉得工资涨得挺快,去年他在老家县城买房花的30多万都是这五六年间攒的。

  老陈悄悄地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去年一年他赚了7万多块钱,加上他媳妇当保姆赚的5万块,他们两口子还清了在县城买房欠债之后还有结余。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工作不缺,钱少了我就不想去干,北京很多工地要到两会之后才能开工,我不愁找不到好活。”老陈说。

  就在老陈返京的当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给2014年中国的就业形势点了赞——经济增速虽放缓,新增就业却不降反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2%。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新增就业和登记失业率这两个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但2014年就业形势好转的大趋势是确定的,这不仅大大减轻了2015年的就业压力,也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就业指标飘红的“秘密”

  曾湘泉说,相比于往年,今年就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占篇幅有所减少,报告也不再突出就业问题,这说明就业工作本身的压力确实下降了。

  来自人社部的数据显示,尽管整体经济增速下滑,就业形势却保持稳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不仅超额完成了2014年初确定的全年新增就业1000万人的目标,还超过上一年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的数量,创出新世纪以来的最高值。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9%。

  曾湘泉认为,去年新增就业稳步增加主要得益于四个因素:一是经济增长导致岗位需求增加,二是经济结构转型服务业比重加大,三是企业注册制度改革,四是就业服务的加强。

  就业与经济增长是有直接相关性的,李克强总理说,经济以7%左右的速度保持较长时期发展,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就会更加雄厚。稳增长也是为了保就业,随着服务业比重上升、小微企业增多和经济体量增大,7%左右的速度可以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

  虽然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增速有所降低,经济体量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当前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的“就业含金量”远远大于10年前。

  同时,由于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就业弹性(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也在增加。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第二产业,《政府工作报告》称,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由46.9%提高到48.2%。

  曾湘泉认为,2014年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是企业注册制度改革,这一改革促使新开企业数量爆发式增长,从而带来大量的新增就业。

  李克强表示,2014年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达到1293万户,其中新登记注册企业增长45.9%,形成新的创业热潮。经济增速放缓,新增就业不降反增,显示了改革的巨大威力和市场的无限潜力。

  此外,曾湘泉还认为,岗位空缺到实现就业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就是就业服务。过去几年间,政府的就业服务抓得紧,人才中心和劳动力市场的硬件建设都非常好,再加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实现岗位信息的快速共享,获取就业信息的时间缩短,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摩擦性失业。

  “大众创业”时代还有多远

  曾湘泉表示,对于就业形势的判断不可能脱离劳动力供求的大背景。由于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变化较大,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伴随的劳动力供给不断下降,导致我国就业形势判断的复杂性不断上升。

  中国就业研究所每个季度都会发布中国就业竞争指数,即CIER指数,其计算方法是求职人数与岗位空缺数之比,近一两年,该指数一直在下降,其原因在于岗位空缺数在不断增加,而劳动力供给总量除大学生之外则在减少。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即表现为“招工难”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今年不仅是像老陈这样的农民工感觉工作好找了,就连这些年来一直是“老大难”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也有回暖的迹象。

  每年3月是二年半制硕士研究生的毕业季。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位老师向本报记者表示,今天他们的研究生工作普遍找得不错,大部分都去了大型企业。

  他发现学生们的就业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以前总想千方百计地留在北京,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回到地方,以他们名牌大学的身份基本上都能谋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2015年高校毕业生又创历史新高达到749万人。“坚持就业优先,以创业带动就业”是大学生就业政策的既定方针,政府目标是要加强就业指导和创业教育,鼓励到基层就业,实施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支持到新兴产业创业。

  李克强将“创业”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如今,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倾向选择创业。王家伟此前为一家国际知名的网络社保供应商做外包服务,去年这家公司把所有的外包业务都集中到了印度之后,他被裁员了。他的同事有去京东的,也有转成这家公司正式员工的,而他选择了自己创业。

  “在IT或互联网,有经验的年轻人工作特别好找,同事们被裁员之后用不了几天就有新工作了。我没有再去找工作,是因为现在创业环境改善,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做成一家企业。”王家伟说。

  官方数据下的隐忧

  虽然政府将新增就业数和登记失业率作为两项衡量就业形势的指标,但实际上这两个指标备受业内人士诟病,因为它们作为政府的工作指标,对劳动力市场的测量缺乏敏感性。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商业大学副校长邱立成今年提交的一份名为《关于完善就业失业统计、编制就业指数的建议》称,就业指标是绝对数指标,而失业指标是相对数指标;这两个指标的统计范围也不尽相同。因此“新增就业人数”和“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两个指标不仅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劳动市场的就业失业水平,而且具有明显的误导性。

  曾湘泉认为“新增就业”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无法反映净增的就业量。以最近热火朝天的移动互联网行业为例,淘宝等电商创造了千万岗位,但因它们导致实体店倒闭失去了多少岗位,并没有纳入统计。

  他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应建立和完善有关就业测量的相关指标,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净增就业数据,增加诸如岗位空缺数、非正规就业人员比重、小时工资、工作时间长度等反映就业质量变化的调查指标。

  邱立成认为,城镇登记失业率只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显性失业(即公开失业),却不能很好反映隐性失业,所以也就不能反映中国的真实失业率水平,必然导致失业统计结果偏低。

  邱立成在提案中引用了两组数据。一是据上海劳动部门估计,每年上海不去劳动部门登记的失业人口约有2万人。

  另据一份抽样调查报告,在3000名失业人员中,未去劳动局登记的失业者占25.5%。

  同时,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以本地城镇户籍人口为统计对象,并不能反映中国真实的失业率。邱立成建议,要拓宽就业失业统计范围,将农民工纳入就业失业统计,逐步实现统一的城乡就业统计。

  国家统计局近年来已经在进行城镇调查失业率的统计,将统计范围覆盖到在城镇常驻半年以上的农民工。据本报记者了解,城镇调查失业率比登记失业率高一个百分点左右。

  曾湘泉认为,在2015年就业压力有所缓解的前提下,一些隐忧也应该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

  首先,在钢铁、煤炭等去年全行业亏损的行业,隐形失业的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虽然没有裁员,但工人的就业质量明显在下降,体现为工作时间缩短,薪酬水平下降。

  其次是经济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包括治理雾霾都在短期内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如何安置因此失业的人员是政府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就业压力开始显现,在京津冀地区,或者苏州工业园区,传统行业的搬迁或调整过程中都面临这一问题。”曾湘泉说。

  根据中国就业研究所的CIER指数,尽管就业总量不再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最突出的问题,但结构性的矛盾却依然难以化解,行业和地区的差异非常大,东北工业区和一些西部省份的就业形势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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